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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已青,原名刘宜庆,书评人,学者,作家。著有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(有大陆中文简体版和台湾中文繁体版)、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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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西南联大教授系列】金岳霖讲“知识论”  

2008-06-03 15:40:00|  分类: 民国人物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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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西南联大教授系列】金岳霖讲“知识论” - 柳已青 - 柳已青的书天堂

严肃而幽默的“老金”

【西南联大教授系列】金岳霖讲“知识论” - 柳已青 - 柳已青的书天堂

昆明,“老金”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陈岱孙、吴正之在一起。你能认出“老金”吗?

 

金岳霖讲“知识论”

柳已青

 

“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,我自己也是一个,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,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。”金岳霖教授如是说。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。他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逻辑的研究,对演绎逻辑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入探索;并培养了许多逻辑学者,包括沈有鼎、王浩、冯契、殷海光在内的一大批大师级的弟子,可谓桃李满天下。

 

金岳霖任联大哲学心理系教授,教逻辑学。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,文学院的学生多数认为这个专业很枯燥,像高等数学一样。历史系的陈蕴珍(即萧珊,后来与巴金结婚)曾问过金先生:“您为什么要搞逻辑?”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,大前提、小前提、结论、周延、不周延、归纳、演绎……还比较有意思。后半部全是符号,简直像高等数学。她的意思是:这种学问多么枯燥!金先生的回答是:“我觉得它很好玩。”(汪曾祺《金岳霖先生》)

 

金岳霖授课时,常把学生也看作学者,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。他讲课,不带书本,不带讲稿,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,这支粉笔并不使用,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。

 

在汪子嵩的印象中,金岳霖高高的身材,披一件风衣,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;虽然面对学生,却总是低着头,有时甚至闭上眼睛,自己一面思索,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,坐而论道。金岳霖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见解,喜欢学生有独立的观点,并和他们一起讨论。冯契在抗战爆发后,后其师金岳霖道别,去北方前线参加抗日工作,1939年复学。“金先生要求我每提出一个论点都经过严密论证。因此,讨论往往是热烈的,富于启发和引人入胜,不知不觉间,一个下午便在边读边议中过去了。”

 

汪子嵩 《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》在文章回忆:“金先生有时讲到得意兴奋时,会突然站起来,在黑板上写几个字,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,师生共同讨论起来。清华重视哲学问题和逻辑,所以讨论和辩论盛行,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,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哲学系后,那时的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。”

 

当年,金岳霖讲授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。大一的学生在中学时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,都对金的课很有兴趣,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的很满。汪曾祺在《金岳霖先生》文中写道:

 

金上课要提问,学生太多,又没有点名册,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:“今天,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。学生回答问题时,金就很注意地听着,完了,便说:“Yes!请坐!”

 

在联大,金岳霖为哲学系大三、大四学生开设两门课程——“知识论”和“形而上学”。金岳霖讲授的“知识论”,有的学校称为“认识论”,他认为这门课只能叫“知识论”,而不能叫“认识论”。任继愈听了这堂课,并记录下金岳霖讲课的内容、神态和表情。

 

金先生又说,对于桌、椅、木、石等死的东西,哲学家可以通过分析,论证其不真是,认为不过是众多感觉的复合体,好像言之成理。如果认识的对象不是呆板的死物(桌、椅、木、石等),而是一个大活人,哲学家做出上述的分析和判断就会遇到麻烦。讲到这里,金先生指着坐在他对面听课的同学陈龙章,并代替陈龙章回答:“你不承认我的存在,我就坐在你的面前,你把我怎么办”?讲到“你把我怎么办”这句话时,金先生把头一摆,胸一挺,脖子一梗,做出不服气的样子,听课的同学都会心地笑了。

 

金先生总结说……我们可以说对某事物有知识,关于这种过程的学问叫做“知识论”。……金先生说,所谓“Thing”,实际上是人们对它(Thing)的加工,“Thingize”,是人加给物的。任继愈在回忆这堂课,为了说明金岳霖的观点,加了一个注释:

 

东晋僧肇的《不真空论》说,“夫言色者,当色即色,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”,僧肇讲的“色色”,可英译为Thingize。

 

1942年秋至1943年夏,金岳霖给哲学系高年级学生讲“知识论”。周礼全当时是大二的学生,一天,他碰到哲学系的一位毕业生胡庸逵。胡庸逵被同学称为“康德专家”,他对周礼全说:“金先生讲知识论,深刻极了!精彩极了!你应当去旁听几堂。”周礼全读过罗素的《哲学问题》,周礼全旁听了两次,第二次下课后,在教师门口拦住金岳霖,很唐突地说:“您刚才对罗素的归纳原则的解释,我以为不完全符合罗素的愿意。”金岳霖建议周礼全好好地读几遍《哲学问题》。

 

1944年,周礼全选修了金岳霖的“知识论”和“形而上学”,每堂课都专心地听了,觉得“金先生的讲课引人入胜”。认为金岳霖的讲课进程,有些像柏拉图的“对话”,也许更像更像休谟剥蕉抽茧地讨论哲学问题的风格。

 

在西南联大,金岳霖精心创作的著作是《知识论》。这本《知识论》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。晚年金岳霖回忆:“抗战期间,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。有一次空袭警报,我把稿子包好,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,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。警报解除后,我站起来就走。等到我记起时,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。这是几十万字的书,重写并不容易。可是,得重写。《知识论》是我花精力最多、时间最长的一本书!”1947年,金岳霖完成《知识论》,交给商务印书馆。《知识论》出版后,金岳霖对清华大学哲学系同事张岱年说,我可以死啦。

 

张岱年认为,金岳霖的哲学名著《知识论》确实是一本“体大思精”的专著,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,拿来与罗素、穆尔、桑塔雅那的认识论相比,至少可谓毫无逊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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