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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已青,原名刘宜庆,书评人,学者,作家。著有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(有大陆中文简体版和台湾中文繁体版)、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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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——答《济南时报》郑连根先生  

2010-10-19 00:01:00|  分类: 书边余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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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寻消逝的师道尊严
  ——答《济南时报》郑连根先生
  
  《济南时报》刊发的访谈
  
  
   刘宜庆,笔名柳已青。书评人,专栏作家。现居青岛。关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群体,近年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史和心灵史研究。著有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等作品。
  □本报记者 郑连根
   刘宜庆先生一直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史和心灵史的研究,以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和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等著作而为人熟知。最近,他又推出了新著《浪淘尽: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》,这部书聚焦晚清、民国时期的名师与高徒,从中国百年来师道变迁的角度透视20世纪的历史风云。近日,记者专访了刘宜庆先生。他就师生关系、文人与政治的关系、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等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。
  
  谈文人———当今文人最欠缺的就是人格独立
  
   记者:刘宜庆先生,您好!首先向您表示祝贺,祝贺您又一部新作问世。在这本《浪淘尽: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》之前,您还出版过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、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等著作,我发现,您的关注点一直在民国时期的文人身上。是什么机缘让您对民国文人情有独钟?
   刘宜庆:我是一名新闻工作者,白天格外关注现实和国情;晚上却沉潜到历史风云中,关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。在我看来,今天不过是历史的延续,现实中的诸多问题都有其历史的根源。为何选择民国时期的文人,是因为他们的遭际和命运,可以看到自晚清以降中国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,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和生活史,从中折射出社会转型的艰难和阵痛。我在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:“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?这是一本向西南联大学者群体致敬的书,基于当下大学精神的庸俗、文人风骨的萎缩、人文传统的断裂,我勾勒出西南联大教授的精神剪影。”这段话,可以视为我读书、著述的出发点。
   记者:您对民国时期文人有着怎样的总体评估?他们身上的哪些风骨是当代人最欠缺的?
   刘宜庆:我笔下的民国时期的文人,和大家观念中的文人风流、浪漫有别,他们多为出生在晚清的学者,比如蔡元培、梅贻琦、胡适、陈寅恪等。清末出生的那一代文人注定生活在西学和中学的激荡之中,大到国家的意识形态、物质文明,小到生活方式、婚恋观念,都在变革之中。这一批学者的民族危机意识非常强,渗透到血液之中;他们的知识结构是以中学西学为根基,推崇西方的现代文明。他们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、文化精英,尤其是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海外留学归来者,有教育、科技救国的梦想和抱负,以其所学,对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等各方面影响深远。
   我觉得《红尘往事:民国时期文人婚恋传奇》、《绝代风流:西南联大生活录》这两本书中,大致勾勒出民国时期文人的精神肖像:一生推崇和实践德先生与赛先生(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);不党不官,人格独立;一身正气,自敬其业。不参加任何党派,不做官,撇清与政治的瓜葛,以求学术自由和人格上的独立,知易,行难。我想起金岳霖的一句名言:“与其做官,不如开剃头店,与其在部里拍马,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。”金岳霖说这句话时,28岁,还在国外留学,发表《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》,文中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不做政客,要靠自己的术业,有独立进款。我觉得不党不官、人格独立是当今最难做到的,也是最为欠缺的文人风骨。当下的社会价值判断,不外乎“学而优则仕”。体制内的利益既得者,怎么能承担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现实的责任呢。
  
  谈教育———现在的师生关系没有当年那样纯粹
  
   记者:您的这本新书聚焦教育,看那个时代的教育,确实跟今天大不一样。民国是个乱世,可是它的文化天空却是群星灿烂、大家如云。现在,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,国力今非昔比,可教育却备受诟病,这是为什么?
   刘宜庆:民国的确是个乱世,但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资源。民国管大学教育的“中央研究院”,按照教育和学术的规律运转,这个规律就是教育和学术的独立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,提出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,直接催生了新文化运动;清华终身校长梅贻琦开创的“通才教育”、“教授治校”,也成为民国大学教育的标杆。可惜这些宝贵的精神资源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失传了。
   《浪淘尽》这本书第二辑“子在川上曰”,聚焦北大、清华的教育家、科学家。以蔡元培、梅贻琦等为个案,从他们的命运中,历史曲折地照进现实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,出于对现实的关怀,试图回答钱学森之问———“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?”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,我希望这本书,也许能给解决现在的问题一点启示。
   记者: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五四之后就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,大学一旦成为贩卖知识的场所,师生之间一旦失去了精神熏染和人格砥砺,那么大学就会堕落为知识贩卖商和文凭批发商。对比您书中所写的师生关系,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得到现在的师生关系跟过去大不一样了。对此,您怎么看呢?
   刘宜庆:当时的师生关系,是从传统的“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”向现代的师生关系转变。像黄侃行跪礼拜师刘师培,就是传统的,学生见到老师,总要执弟子礼,师生关系乃人伦中的大项,终生不变。民国时的学术传承,师生之间既有很传统的一面,弟子事师执礼甚恭,但又有了平等的内涵,比如,康梁的道路分歧与师生情谊。师生之间的恩怨从《历史链条中的“谢本师”》可窥一斑。名师与高徒在动荡的时代,选择各自的人生道路,他们或分道扬镳,或反目成仇;或亦师亦友,或情同父子。
   现在大学里师生关系也有温情的一面,不过,像中国政法大学学生(付成励)弑师(程春明)案不可能发生在民国,民国师道尊严犹在,不论是学生,还是老师,都有一个底线。我在《蔡元培的风范》一文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,新文化运动中,北大学生张厚载和林纾反对白话文,张厚载对北大教授的任职造谣中伤,发在报纸上。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学生张厚载写信,称自己的学生为“兄”,言语谆谆,态度诚恳。现在的师生关系,没有彼时那样纯粹。
   记者:古代人讲究师承,所以才有名师与高徒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。没有名师,不易出高徒;没有高徒,学问再大也难有名师称号。可是,现代教育已经不大注重师承关系了,在大学里,各系各科都有统一教材,老师上完课走人,学生考试及格便可毕业。就这一点而言,现在的大学更像是工业流水线。有人觉得古代的书院不错,师生之间有丝丝入扣的学术熏染和人格砥砺,可是,这能回得去吗?对照历史,您能给现在的教育提供怎样的建设性思路?
   刘宜庆:肯定回不去了。抗战胜利后,胡适于1946年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在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表示,“我希望大家把学堂当作学堂,做成今日最高的学术研究机关……这样的理想不能算夸大,不能算梦想。”以胡适的这段话,观今日大学之现状,请不要把大学衙门化,也不要把大学当作生产线。谈政治———如果学者保持住独立人格,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
   记者:文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是您书中的一个重要视角,有很多师生正是因为政治选择不同,最后才造成了师生之间的分道扬镳。关于政治对文人的拨弄,您又是怎么看的?
   刘宜庆:在历史分岔的道路上,胡适与吴晗、李济与尹达分道扬镳。20世纪,知识分子与政治发生了种种关系,悲剧居多。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,一个世纪的历史沧桑巨变,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从政者,多被政治磨去了棱角。20世纪文人与政治的纠葛,我选择了几个人物作为研究对象。其中有张申府,他保持着自己的个性,像他这样由学者到政界,跳跃在政治漩涡内外,在激流中抽身而退,又能全身而退颐养天年者,可谓凤毛麟角。
   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求学的赵俪生,后来成为历史学家,上世纪50年代,曾在山大历史系任教。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是被吸引到政治中去呢?赵俪生在回答美国学者舒衡哲的提问时,写下这样一首诗:
   死亦无别语,愿葬君家土。倘化断肠花,犹得生君家。
   赵俪生说:“他们不能摆脱做弃妇的角色。无论他们怎样被遗忘,怎样被弃逐,怎样被虐待,他们都对君主怀有忠贞之心,都要死在君主附近。”赵俪生可谓一语道出了文人学者何以成为权杖下的奴仆,“愿葬君家土”,这是从封建社会一直延续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。如果文人学者保持住独立的人格,骄横的权杖并不能凌驾于全社会之上。另一方面,20世纪的历史以激进的方式书写,没有为文人学者保持独立性带来制度性保障。
  
  谈历史———往事并不如烟
  
   记者:我还在您的书中看到了人与历史的复杂关系。比如说,一方面人是极容易被历史大潮裹胁的,被裹胁之后,无论他多么有才华,曾经多么辉煌,最后都避免不了悲剧性的人生命运;另一方面,人又是可以创造历史的,如果没有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维新运动,那晚清的历史肯定是另一番样子,如果没有蔡元培,那么北京大学的历史也就不会那么辉煌。再进一步说,如果民国没有这么一大批文化名流,那么整个民国就只剩下了战乱,岂不太苍白了?您书中的师生,他们的命运全都与大时代密不可分。对于他们个人命运与历史之间的互动,您有什么特殊的感悟?
   刘宜庆:民国很短暂,但在学术、教育方面留下了很多璀璨的珍珠,埋葬于倾覆的沉船,我所做的是钩沉、打捞出来,照亮今人的双眼。我这个远离历史现场的打捞者,仍然感受到当年的历史洪流呼啸而下的声势。
   历史的漩涡具有强大的力量,将个人吸纳,身不由己地沉浮,个人命运和时代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。不论是“行到水穷处”,还是“出入风波里”,风浪相激,突现出抗争的勇气、担当的力量。他们成为历史航向的校正者。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。那些消逝了的人物,其精神和风骨,并未消弭。
   写作此书,我称之为“一次披荆斩棘的探索之旅,一次寻找历史真相的幽暗的航程”。因为关乎几代知识分子的命运,就像剥洋葱,剥开历史的内核,呈现出来的是辛辣和酸涩,令人唏嘘,泪流满面。
   我的感悟就是,中国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、遭遇的悲剧,不应成为轻飘飘的一页往事,如过往烟云。我在本书中特意书写了几位国学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光,聚焦大师与弟子之间的温情和恩怨,这些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中发生的历史场景,寓意薪尽火传。他们播下文明的种子,经受了疾风骤雨,需要几代人的精心呵护,才能长成参天大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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