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大撤退:蒋介石为何选择到台湾
柳已青
1949年,是百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,国共两种力量的对决,胜利的天平已经向共产党倾斜。
1949年,蒋介石被逼下野,这是他第三次下野,前两次,都是以退为进,化被动为主动,再度复出,掌控局面,这一次,与前两次迥然不同,江山易主,人事全非,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。1949年,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老家后,再也没能回奉化,最终埋骨海岛台湾。1949年,对于大陆学者写史来说,是“钟山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”;对于台湾的研究者来说,是“枝条始欲茂,忽值山河改”,是“柯叶自摧折,根株浮沧海”。
台湾学者林桶法的《1949大撤退》,以全景展现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与撤退,“主要包括蒋介石及政府机关迁台、重要文物及黄金迁台、人员迁台、国民党军队撤退等五大方面,迁台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战败”。这是一本透视1949年剧烈变革的史学著作,林桶法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,揭开蒋介石赴台的原因与时机,揭秘国民党赴台的种种部署与撤退计划制定内幕,并分析大规模移民潮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……
作为1949大撤退的历史背景,此书从三大战役写起,更多的是以台湾学者的视角,检讨三大战役的失误,总结失败的原因。比如,探讨傅作义为何投共:傅错估战局,且无全盘作战计划,对东北军入关数目亦估计错误,原以为不会超过50万,结果80万入关;和平及失败主义的影响;傅作义与蒋介石的矛盾;受女儿傅冬菊及中共的影响;傅冬菊毕业于西南联大,时为《大公报》记者;基于文化保护的考虑。张发奎认为,美军海军陆战队撤离青岛,也促使傅作义投共。但作者林桶法并不认可张发奎的归因,认为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并不缺少美制武器,美国第七舰队驻扎青岛,于1949年5月撤到青岛外海,国民党军队在青岛败退于1949年6月,远远晚于傅作义投共。蒋介石对傅作义投共,在日记中,称其“叛变”,“不知人间有羞耻事,乃至无所不为矣”。对于刘安祺的军队从青岛撤离,蒋介石感到满意,“毫无损失,深感幸慰”。
在国共两种力量的对决中,经过三大战役,国民党由绝对优势转化为绝对劣势,为了国民党的发展和安全考虑,蒋介石在这种处境下决定迁台。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另起炉灶?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蒋介石决定迁台,取决于先前对台湾的印象极佳:台湾较无共产党的活动,隔海安全上有保障(时共产党军队无海军),幕僚陶希圣、陈诚及儿子蒋经国积极建议,李宗仁不断紧逼其出国。林桶法列出了蒋介石去台湾的时刻表:1948年年底酝酿往台,1949年4月22日参加杭州会议之后决定赴台,5月17日正式到澎湖,26日抵高雄,随后转到台北。
与政府机关、文物、黄金迁台相比,最容易引起读者历史感伤的则是人员迁台。1949年的大撤退,可以说是一次战乱与创伤,对于普通民众,则是骨肉分离。“陌陌千里急急行——迁台的场景与悲剧”这一章,将时代洪流中芸芸众生的命运推倒历史的前台。当年的亲历者青年军贾贞斋回忆当时的情形,留下一份惨痛的历史记忆:
(5月24日)我带着部队到黄浦码头,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,士兵、军眷、难民挤在一起,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,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。为了要多搭载些人,国民党军奉令把武器弹药一概丢弃在码头上,只要人上去就行了……为了挤上船,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,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,由船舷落入海中,真悲惨!
一边是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,一边是“最是仓惶辞庙日”。历史向来是胜者王侯败则寇的一盘棋,谁来记取这一曲悲歌,惊天动地。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,战争的车轮隆隆驶过,百姓生命形同草芥。在太逃亡的年份,“太平轮”海难发生了。从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,在舟山群岛附近与“建元轮”相撞,导致九百多人死亡,其中遇难者有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等国民党要员。
在迁台的人员中,有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山东流亡学生,这与龙应台的《大江大海》有交集。《1949大撤退》是以历史学的方法,将这些颠沛流离在路上的流亡学生作为迁台的个案研究。后成为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的张玉法谈到当时迁台的情形说:“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,由于共军渡江后国民党军向四川、福建、广东等省撤退,行政院迁到广州,原来暂设在浙江、湖南等省的七个山东联合中学,陆续转徙到广州。”张玉法和大部分同学一样,懵懂的跟着学校走,最后到了台湾。
1949年的历史,深刻地影响着现实。风雨沧桑六十年,映照我们的来时路。大陆和台湾,是一个中国,不可分割,是亲情上的血脉相连,是文化上的同祖同根。撤退与迁徙,成为定格在历史深处的场景;回归与合作,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。
《1949大撤退》 林桶法 著 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 42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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