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大撤退：蒋介石为何选择到台湾
柳已青
1949年，是百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，国共两种力量的对决，胜利的天平已经向共产党倾斜。
1949年，蒋介石被逼下野，这是他第三次下野，前两次，都是以退为进，化被动为主动，再度复出，掌控局面，这一次，与前两次迥然不同，江山易主，人事全非，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。1949年，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老家后，再也没能回奉化，最终埋骨海岛台湾。1949年，对于大陆学者写史来说，是“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”；对于台湾的研究者来说，是“枝条始欲茂，忽值山河改”，是“柯叶自摧折，根株浮沧海”。
台湾学者林桶法的《1949大撤退》，以全景展现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与撤退，“主要包括蒋介石及政府机关迁台、重要文物及黄金迁台、人员迁台、国民党军队撤退等五大方面，迁台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战败”。这是一本透视1949年剧烈变革的史学著作，林桶法以翔实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，揭开蒋介石赴台的原因与时机，揭秘国民党赴台的种种部署与撤退计划制定内幕，并分析大规模移民潮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……
作为1949大撤退的历史背景，此书从三大战役写起，更多的是以台湾学者的视角，检讨三大战役的失误，总结失败的原因。比如，探讨傅作义为何投共：傅错估战局，且无全盘作战计划，对东北军入关数目亦估计错误，原以为不会超过50万，结果80万入关；和平及失败主义的影响；傅作义与蒋介石的矛盾；受女儿傅冬菊及中共的影响；傅冬菊毕业于西南联大，时为《大公报》记者；基于文化保护的考虑。张发奎认为，美军海军陆战队撤离青岛，也促使傅作义投共。但作者林桶法并不认可张发奎的归因，认为当时傅作义的部队并不缺少美制武器，美国第七舰队驻扎青岛，于1949年5月撤到青岛外海，国民党军队在青岛败退于1949年6月，远远晚于傅作义投共。蒋介石对傅作义投共，在日记中，称其“叛变”，“不知人间有羞耻事，乃至无所不为矣”。对于刘安祺的军队从青岛撤离，蒋介石感到满意，“毫无损失，深感幸慰”。
在国共两种力量的对决中，经过三大战役，国民党由绝对优势转化为绝对劣势，为了国民党的发展和安全考虑，蒋介石在这种处境下决定迁台。蒋介石为何选择台湾另起炉灶？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蒋介石决定迁台，取决于先前对台湾的印象极佳：台湾较无共产党的活动，隔海安全上有保障（时共产党军队无海军），幕僚陶希圣、陈诚及儿子蒋经国积极建议，李宗仁不断紧逼其出国。林桶法列出了蒋介石去台湾的时刻表：1948年年底酝酿往台，1949年4月22日参加杭州会议之后决定赴台，5月17日正式到澎湖，26日抵高雄，随后转到台北。
与政府机关、文物、黄金迁台相比，最容易引起读者历史感伤的则是人员迁台。1949年的大撤退，可以说是一次战乱与创伤，对于普通民众，则是骨肉分离。“陌陌千里急急行——迁台的场景与悲剧”这一章，将时代洪流中芸芸众生的命运推倒历史的前台。当年的亲历者青年军贾贞斋回忆当时的情形，留下一份惨痛的历史记忆：
（5月24日）我带着部队到黄浦码头，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，士兵、军眷、难民挤在一起，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，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。为了要多搭载些人，国民党军奉令把武器弹药一概丢弃在码头上，只要人上去就行了……为了挤上船，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，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，由船舷落入海中，真悲惨！
一边是“宜将剩勇追穷寇”，一边是“最是仓惶辞庙日”。历史向来是胜者王侯败则寇的一盘棋，谁来记取这一曲悲歌，惊天动地。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，战争的车轮隆隆驶过，百姓生命形同草芥。在太逃亡的年份，“太平轮”海难发生了。从上海开往基隆的太平轮，在舟山群岛附近与“建元轮”相撞，导致九百多人死亡，其中遇难者有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等国民党要员。
在迁台的人员中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山东流亡学生，这与龙应台的《大江大海》有交集。《1949大撤退》是以历史学的方法，将这些颠沛流离在路上的流亡学生作为迁台的个案研究。后成为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的张玉法谈到当时迁台的情形说：“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，由于共军渡江后国民党军向四川、福建、广东等省撤退，行政院迁到广州，原来暂设在浙江、湖南等省的七个山东联合中学，陆续转徙到广州。”张玉法和大部分同学一样，懵懂的跟着学校走，最后到了台湾。
1949年的历史，深刻地影响着现实。风雨沧桑六十年，映照我们的来时路。大陆和台湾，是一个中国，不可分割，是亲情上的血脉相连，是文化上的同祖同根。撤退与迁徙，成为定格在历史深处的场景；回归与合作，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。
《1949大撤退》 林桶法 著 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 42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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